《笔祸史谈丛》
黄裳先生的《笔祸史谈丛》。写作年代当是在1986年前后，内容是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。全书包括十三篇短小的文章，标题其实比较散，有谈禁书的，有谈遗诗的，也有谈著名文字狱事件始末的。书前是黄宗江先生一篇代序的杂感，题为《再论再论说真话》，内容的关键字是文革、张志新、民主自由；书后是黄裳先生自己的后记，列举中国历代“以文字杀人”的事例，由汉及清，直至“二十年前发生的全国大动乱”。
直写文革历史的书，我只在小学的时候看过几本，那时还不大记事，但现在想来，恐怕多少是留了些阴影，以至于至今都很抵触那些作品。在书店时留意这一本《笔祸史谈丛》，其实是因为第一篇文章《雍正与吕留良》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站着读了半本，都是正文。虽然隐约也想到些现代史上的事，但直到刚才，重新翻开书，细细读了前言后记，才知作者的写作意图。
自己于清初的历史，虽然了解不多，但比较有兴趣。所以读书的时候，思维大抵停留在古时，或者也可以算是为自己的心境寻一份轻松吧。然而这样沉重的主题，无论如何是轻松不起来的。政治性的文字狱也好，欲行诽谤的私人报复也罢，千百年来自动机至手段都无甚大的变化；只是后代往往更胜前人一筹。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狱规模和程度都已是古代史中的顶点，而为害也仅限于文人士子，看来比起后世还是相形见绌了。
黄宗江先生在序里说，“黄裳最擅旧书新读、旧戏新谈、旧史新论”。如果说旧史是镜子，新论倒像是现实在史鉴中的虚像。读史的人，无论是治学还是自娱，都不会只看到过去而不思现在；就像照镜子的人，看的归根到底是镜中的像，而不是镜子。尤其目睹的乃是政治及人性中较黑暗的一面，不由想起那句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”了。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总体来说，这本小册子主题严肃而文风轻松。每篇的内容并不拘于一时一事，是非常好读也非常耐读的散文。仔细看了一下写作时间，最早的成文于六十年代初，最晚的大致写于八十年代中期，于八十年代重经修订成书。因为修订过，所以自然也隐约带了那个时代的烙印。上篇已经说得够多了，不再提。
从主题看，除去专门论“禁书”的三篇、以及写张绣虎的与全书主题关系不太大的一篇以外，余下的九篇中有三篇是讲雍正年间的案子，一篇是康熙年间的案子（看过鹿鼎记的应该都记得庄史案），余下五篇有三篇以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为主，另两篇则是雍正乾隆年间都有涉及。按说文字狱的规模数量都是以乾隆时代为盛，但在第一篇文里，作者就提出“……（乾隆一朝的文字狱）以质量论，却都远不及雍正中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之重要”。于是全书道着雍正的篇幅，相比之下算是很多了。
然而细论起来，康雍朝代的文字狱，与乾隆年间文字狱的性质相去甚远。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都是年羹尧败落的附属；曾静吕留良案是被张熙投书岳钟琪惹起来的――说起来都不是纯粹的以文字惹祸。汪案牵涉不大，余下两案的知名之处，是在于雍正处理的方式：于前者，他与案犯当面辩论，写了《大义觉迷录》颁布天下；于后者，他“赐”了钱名世一块皇帝亲书“名教罪人”的匾，让他挂在家里。现在看起来，怎么都觉得带着些儿戏的意味。他自己承认是“出奇料理”，他儿子则完全不能接受，一登基就把案犯处死，并销毁了《大义觉迷录》这本多少有些荒唐的奇书。
黄裳先生对雍正的评价很复杂。他一面说雍正“政治敏感与魄力都是少见的，又很精细勤奋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称之为一个英雄”，一面又说他对付读书人“残忍”，是“光棍”（即流氓）皇帝，加强了士子们的奴性。这样的评价，其实与大部分史学家的持论并无二致。然而他又说雍正是清代文字狱的奠基者，私心总觉得雍正所为乃是异族统治者维护专制的必要，比起乾隆年间草木皆兵层出不穷的文字狱事件来，还是正常得多了。至于说雍正着眼于清除思想上的叛逆，“是通盘政策由武力镇压转向思想统治”的奠基者（乾隆继承了这一思路，只是转而采用编四库全书这种更加稳妥的方式），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。
写后面这一篇笔记，其实只是想记一下雍正。书还可以闲时慢慢再读，有什么新想法了再来接着记。